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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先进设备和AI技术，提供留服认证、留信认证、留才认证、海牙认证等一站式服务，解决未正常毕业难题，助您轻松获得认证。【QQ/WeChat:328970823】　　下岗、离休、退休都意味着与组织仍然保持着一种关系。然而，下岗的与离退休的组织关系却不好同日而语。离退休有社会保障及工资，下岗，却连最起码的生活费也着落。同一个娘，同一个组织，就是偏爱一方。再就业有困难想找组织，没饭吃要找组织，就是没人睬，组织再也没了那种温馨感。　　可这个组织并没有消失，淘汰了累赘，抛弃了包袱，增添了新鲜血液，轻装前进，运转得更好，仍然以一个组织的名义重新组合起一个更有生命力的单位，响亮地立足于社会，可就是与你没关系，却偏给你取个好听的名叫下岗，让你抱有某种幻想。

　　咱们寓居在城中村里，有形形色色的小小路。灵机一动的功夫会一道挽发端穿过那些黑乎乎的小小路，在闹市里找一家湮没得很深的小花店，跟东家聊长久的天，简直猎奇地要领会店里一切不著名的花的花名，才毕竟在一个交际花里挑出几支鹅黄色的勿无私，交代着东家用旧白报纸包好。捧在怀里，看着这一束花，情绪便会遽然喜悦起来。回抵家中倾箱倒箧找到一个玻璃瓶子来装，在一堆书里多出来这点嫩黄脸色，顿觉盼望。

　　如今的城市，一片茸茸的绿草，应该不算希奇。若小草生于土丘之上，则便不多见，更何况显然是有心人所为，土丘堆得极妙。

　　真的，我们的生物钟已经指向了凌晨三点，热情的英国主人们还是把头重脚轻的我们聚集在一棵伞一样的大树下面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的BBQ(烧烤)欢迎仪式。从上海落到这里的夕阳此刻又开始往更西的地方落去。金色的晚霞均匀地洒在我们的身上，涂抹在高低起伏一望无际的草坪，漏进不远处的森林，给一幢幢掩映在蓝色与绿色之间的房子镶嵌了如皇室般的花边，甚至与某只一闪而过的松鼠玩起了光与影的游戏……四周的异域风情不断提醒着依然眩晕着的我，这不是地图，也不是油画，更不是电影，是活生生的英国。我在心底默默地说了声:大不列颠，我来了。

中共的‘宪法’不是载明人民有言论的自由吗？至少在理论上，中国大陆也是一个开放的社会，然则那些喜欢开放的所谓文艺工作者，何以不去北京提倡‘三民主义文学’、‘商公教文学’，或是‘存在主义文学’呢？北京未闻有‘三民主义文学’，台北街头却可见‘工农兵文艺’，台湾的文化界真够大方。说不定，有一天‘工农兵文艺’会在台北得奖呢？正当我国（指台湾——引者注）外遭逆境的之际，竟然有人提倡‘工农兵文艺’，未免太过巧合了。”　　在文章的最后，余光中将他所命名的台湾“工农兵文艺”视为洪水猛兽，喊出了“狼来了”的呼声，并且表明了自己维护当局的“勇气”：“不见狼来了而叫‘狼来了’，是自扰。见狼来了而不叫‘狼来了’，是胆怯”。针对文坛对于他“戴帽子”的批评，他露出了镇压的凶相，“问题不在于帽子，在头。如果帽子合头，就不叫‘戴帽子’，叫‘抓头’。在大嚷‘戴帽子’之前，那些‘工农兵文艺工作者’，还是先检查自己的头吧。”?　　今天大陆的读者，可能很难理解余光中这篇文章在当时白色恐怖时期的台湾所起到的政治迫害作用。此文一出，引起大哗，激起众怒，不但受到直接指控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王拓、尉天聪、杨青矗、黄春明等人愤起辩白，连那些与此无关、立场公正的文化界人士也纷纷撰文批评余光中的阴恶。徐复观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一文中尖锐指出：余光中“之所谓‘狼’是指这些年轻人所写的是工农兵文学，是毛泽东所说的文学，这种文学是‘狼’，是‘共匪’。”“这位给年轻人所戴的恐怕不是普通的帽子，而可能是武侠片中的血滴子。血滴子一抛到头上，便会人头落地。”　　在乡土文学作家遭受巨大政治压力、尉天聪差点被解聘抓捕的情形下，余光中却因有功而受到当局宠幸：1977年8月，由“中央文化工作会”在台北剑潭救国青年活动中心召开的“全国第二次文艺座谈会”上，乡土文学作家因为有“问题”而多未受到邀请，余光中却高坐在主席台上，倾听“党政军要人”做关于“坚持文艺立场”的报告。　　　　　　　　　　　　　　陈映真事件